1899年10月12日，德皇正式颁布命令，将胶州湾畔这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城市，命名为青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899年末，“大鲍岛（Tapautau）”作为这片欧人区北部先前被称为中国城的街区的正式称谓，被最终确定下来。1899年12月30日，胶澳总督府颁布法规，将胶澳租借地划分为内外两界，内界为青岛地区，外界为李村地区。青岛地区覆盖了麦岛、田家村、错埠岭、小村庄、湖岛以南的区域以及黄岛岬角。这部法规中，提到了“大鲍岛”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村庄，在一个月前已经被彻底铲除了。1900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人章程》，对这种分区进行了调整，划出青岛、大鲍岛、小泥洼、杨家村、孟家沟、小鲍岛、台东镇、台西镇、会前九个村落作为内界进行管理。这样，在青岛村被拆除之后，青岛就有了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青岛是胶澳租借地的内界地区，也就是市区部分，与外界李村地区相对，称为“青岛地区”或“青岛市区”，同时，青岛也是与大鲍岛区、台东镇与台西镇共同构成的青岛市区的一个区，正式的名称为“青岛区”；为避免混淆与方便理解，许多文献中将“青岛区”称为“欧人区”，称“大鲍岛区”为“华人区”。

　　接下来的几年间，青岛华人区的规划经历了多次变更。如果说第一版规划中有关中国城的规划是出于某种临时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几次规划中的调整，则印证了德国人在面对古老的东方文明时的犹豫不定。

　　1899年5月公布的第二轮青岛城市发展规划中，中国城的位置略向北移，先期规划的胶州路以北的十四个街坊用罗马数字编号为I-XIV号街坊。从地图中可以清晰看出，街区西部的几个街坊已经建起了房屋。根据这张规划图，中国城的南部规划了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道路，使得两个社区之间两百米宽的隔离带越发显得清晰和刺眼。尽管在接下来的几轮规划中，这条道路暂时不见了踪影，然而大约六年之后建成的黄岛路和其南侧巨大的街坊，使得两个区域之间的沟通依然曲折而艰难。

　　活跃的建设活动，成为青岛大鲍岛中国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最重要的特征，1901年度，大鲍岛的楼房建设数量占到了青岛整个欧人区和华人区总和的三分之二。从1901年10月公布的《青岛中心城区和大鲍岛》地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国城东北部已经有近20个街坊建起了房屋，有的街坊甚至已经完全建满。土地的热销与建设的活跃，显然出乎德国城市管理方的意料，当他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个在最初规划中被忽略的问题时才恍然发现，将这个街区向北进行拓展，已经因为先前在洼地设立的窑厂而变得不可能了。

　　尽管在内部存有一定争议，青岛的殖民当局迫于土地压力，最终放弃了南部与欧人区之间约二百米宽的隔离带。1900年出版的《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道：“华人城区大鲍岛的建筑活动特别活跃，已经形成了一片建筑物鳞次栉比的城区。为了进一步扩展的需要，不得不把青岛和大鲍岛之间的全部农田耕地用于建房。”

　　根据1901年的青岛与大鲍岛城区地图，大鲍岛西北部的街道已经完全建成，而东南部街道规划也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实际走向。四方路以北的区域，形成了较为规整的棋盘状街道网络，这种网络同样应用于先前建成的台东镇，只是后者街坊尺度要小许多。原先隔离带的位置被规划为几个较大的街坊，这种应急性的变更，使得四方路以南街道的走向显得有些不自然，博山路与芝罘路变换走向后，直接连通到了作为华洋分界标志线的霍恩洛厄街（今德县路）上。（图11-6）

　　一般认为，青岛欧人区与华人区的分界线为大沽路、保定路与德县路。然而，有确切的证据显示，在德租时代前期和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只有山东街以东的区域被成为大鲍岛中国城。大鲍岛与山东街西侧的区域，始终以一种暧昧的关系存在着。这种暧昧，随着这个区域在德租时代末期划归大鲍岛，最终变得名正言顺。

　　在最初的功能分区中，山东街（今中山路北段）与弗里德里希大街（今中山路南段）以东的区域被设定为城市工业仓储区，与斐迭里街东侧居住生活区构成青岛欧洲人城区的核心部分。这种规划思路从街坊编号上可以清楚的看出：按照1899年公布的第二版青岛城市建设规划，总督府周边的街坊以大写的拉丁字母编号，北部的中国城以罗马数字编号，而中山路西部地区则以小写的拉丁字母编号。此外，中山路以西部分的街坊尺度也并没有显示出南北的差异。早期，德国人实现规划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1901年，山东街东侧已经形成了毗邻成片的华人街区，而大街西侧仅有7处德国人的产业零星分布在街道尚未完全建成的空旷土地上。这个时候，中国城北部的街道已经命名，而大街西侧街区道路名称的位置上，还是一片空白。

　　在德国开发青岛的最初几年，租借地的工业没有像殖民当局预想的那样蓬勃发展，德国商品进出口贸易也没有起色。然而出乎殖民者预料之外，青岛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国商品贸易中心。在这里，德国商品在青岛商业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几乎所有贸易都集中在中国人手中。与之相对应的大鲍岛地区的快速发展，很快受到了空间的限制：至1904年，大鲍岛一带的土地几乎全部卖出并盖满房子，需另辟建筑用地了。

　　在这种背景下，工业仓储区的北部，实际上成为了向其他方向发展受限的大鲍岛华人区的拓展空间。该区域道路以华北省市名称命名，而南部街区经过数次规划变更而于1906年最终成型时，道路以德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命名。此外，北区街道尺度比南区略小，南区街道宽度多为20米，而北区则为15米。唯一贯穿工业区的主街，南段称汉堡大街，北段称河南路。

　　即便是南部被保留的商贸仓储区，最终也没有实现最初规划的功能。这片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开发。对于租借地管理者来讲，直至1914年，中山路东侧的欧洲人城区还有大片的土地可供建设。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靠近海边且允许华人居住的这个区域，成为避难青岛的前清遗老的首选，以至在斯贝菲舍街（Silberfisch Straße，今宁阳路）形成了后来被本地老百姓戏称为“赃官巷”的遗老聚居区。面对遗老们所携入的厚重文明与充足财富，德国人试探性的开放了部分中山路以东原本禁止华人居住的地区。

　　对青岛华人居住权做出限制，可以追溯到1900年租借地政府通过的《中国人规章》。章程规定，“西至弗里德里希大街，北至霍恩洛厄路，沿总督府丘山脊至东关路高地，东至伊尔梯斯山坡，直至海岸线（青岛湾与克拉拉湾山谷）的区域内，禁止中国人建造住宅居住，区域内欧洲居民的一定数量的仆人和长工例外 。”事实上，德国统治末期开放给来自北京的政治逃亡者和上层华人的居住区，仅仅是原限制区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中山路）和威廉大街（今青岛路）之间的部分，市区东部以及克拉拉湾（后改称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湾，今汇泉湾）畔的别墅区，至少在表面上依然仅允许欧洲人居住。

　　尽管这种限制，被包裹在《中国人规章》中关于卫生的描述中，但其隐藏的种族歧视与隔离思想，仍然是无可回避的话题。恶劣的卫生状况是疾病的温床，香港和上海华人聚居区所产生的卫生问题，尤其是其导致的传染病流行，成为善于汲取教训的德国人的前车之鉴。德国人在刚刚抵达青岛的时候，也曾经因卫生问题遭受过重大损失。1899至1902年，由于卫生状况不佳所造成的伤寒、肠炎和痢疾，曾造成德军士兵大量伤亡，1901年1月27日，德国总督叶什克（Paul F.Jaeschke）就死于此。此外，当地华人依照农事习惯随地大小便以及在住所饲养家禽的做法，也被视为巨大的卫生威胁。因此，德国人在最初的规划中，极其慎重的考虑了卫生问题。

　　青岛的殖民管理者在拆除村庄后，仔细清除了房屋下面的湿土，甚至运走了所有遭到污染的土壤，以确保消灭病源。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德国人发现，通过一系列卫生方面的规章制度，可以将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最终放弃规划隔离带的重要前提之一。即便如此，谨慎的德国人依然通过选择分水岭德县路作为华洋分界线，以有效阻止华人区的污水对欧人区造成威胁。同时，圣言会巨大的街坊、街道走向的变换以及众多的“丁”字路口，也使得南北交通无法顺利通达。通过这些措施，华洋之间的隔离以一种更为优雅的方式实现了。

　　从街坊编号可以看出，由德国祥福洋行（Snethlage & Siemsen）于1900年和1901年间建造的邻山东街（今中山路北段）的两个街坊，成为取消隔离带后最早完成开发的地区 。德县路东北侧冲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则继续保持着隔离带的面貌，经过冲沟的道路，更像是对两个居住区必要的连接。直到1905年开辟了黄岛路和平度路，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道路两侧的土地被划分成合适的大小，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销售一空。

　　1905年后的8年间，大鲍岛地区的路网仅进行了两次微调：一是取消了将黄岛路南侧街坊一分为二的道路，二是将最东侧两个街坊的边界道路调整至与胶州路垂直相接，以便与港口区对接。这样，这个在后来漫长岁月中始终以一种不协调的方式镶嵌在青岛路网中的街区，最终成型了。